儒家思想作為傳承二千多年的優(yōu)秀文化,可以說首屈一指,其對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是其他思想所無法比擬的。人們的思想難免受到時代的限,大分思想都隨著斗轉星移、歲月流逝而煙消云散。那些屬于少數的能夠經受住時間檢驗、可以推動人類歷史持續(xù)向前發(fā)展的觀念,則無疑是人類寶貴的財富。而作為正統(tǒng)思想的儒家文化,在經歷了幾千年的發(fā)展變化之后,仍處于傳統(tǒng)文化的主導地位,以證明其存在的社會價值。
山東德州恒特重工經理王登峰
儒家的概念、范疇幾乎無所不包、不勝枚舉。其基本范疇就包括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、忠、恕、孝、悌、謙、敬、正、直、勇、節(jié)、廉、恥、中庸、經權、慎獨、理欲、和同、綱常、公私、榮辱、苦樂、勤儉等諸多觀念。儒家思想“五常”指仁義禮智信,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。五常是上天授予人類的五種恒常不變的道德規(guī)范,也是上天授予人類的命,即天命,是人的本性。在本文中,筆者僅就對于影響社會道德和企業(yè)管理提升的儒家思想之“五常”進行探討,并以《三國演義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來加以詮釋。
一、“仁”者無敵。
所謂“仁”,就是仁愛,即人與人相互友愛、互助、同情。換句話,就是“仁者愛人”。首先,是“親親為大”,即愛自己的親人;其次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是推己及人,由敬侍自己的老人進而敬侍別人的老人,由愛護自己的孩子進而愛護別人的孩子;再次,“推恩足以保四海”,即要把這種愛心推廣到四海之內,愛全人類;最后,還要“仁民而愛物”,博愛到愛惜天下萬物??偠灾?,“仁”就是推己及人、由近及遠、最后擴展到天下萬物的廣博愛心。
“仁學”是孔子全思想的核心,也是儒家最主要的思想之一。在孔子看來,“仁”既是宇宙觀,又是做人的理想品格,是解決人際關系的道德標準。因此,孔子幾乎毫不吝惜地把一切好的品德都歸結到“仁”中去。他首先肯定了“仁”的重要地位,并強調人們要在“仁”的基礎上處理好上下左右之間的各種關系。然后,他把“忠恕”稱為“為仁之方”;把“孝悌”稱為“為仁之本”;把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稱為“仁”的五種品德。所謂“仁”,按他的解釋,便是“仁者,人也。”“仁”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,是生命的相互感通,是天、地、人、物、我之間的普遍聯系與相互滋養(yǎng)潤澤。
《三國演義》中,最能體現“仁學”的代表人物,毫無疑問是劉備。劉備(公元161年—223年),字玄德,幽州涿郡涿縣(今河北涿州市)人。漢朝宗室中山靖王劉勝之后,少時拜師于儒家大師盧植。他為人謙和,禮賢下士,寬以待人,志向遠大,知人善用,素以“仁德”為世人稱贊,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,蜀漢開國皇帝。南宋文人傅干評曰:“劉備寬仁有度,能得人死力。”
以下三者足以佐證其為仁德之人。一者激昂大義,義救孔融。其時黃巾余管亥率眾軍攻打北海,北海相孔融被大軍所圍,情勢危急,所幸太史慈突圍向劉備求救。劉備驚訝道:“北海相孔融居然知道世上有劉備!”便不顧勢單力薄,立即隨太史慈去北海救援。黃巾軍聞知援軍至,四散而逃,孔融逐得以解圍。
二者顛沛流離,不棄民眾。公元208年,荊州牧劉表病逝,曹操親率大軍南下,次子劉琮投降。寄人籬下的劉備只好從新野撤往江夏,路經襄陽,眾多荊州士人慕名投奔。到當陽時,竟有10萬余眾,輜重數千輛,日行僅十里。有人勸說拋棄他們,輕騎前進,但劉備卻說:“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,今人歸吾,吾何忍棄去!”遂被曹軍追上,大敗于長坂,損失慘重。
三者心胸寬闊,善待黃權。劉備“桃園三結義”之二弟關羽敗走麥城,被吳將呂蒙殺害后,劉備為率大軍攻打東吳,意欲奪回荊州。結果被陸遜大敗于夷陵,兵退白帝城,將黃權率軍投降曹魏。大臣都勸劉備滿門抄斬黃權全家,劉備卻說:“權投魏實不得以,權未負我,是我負權。”不但沒殺,還厚待黃權家人。劉備身居高位,有如此胸襟實為后人稱頌。
現今企業(yè)家應學劉備之仁德之懷,則大業(yè)可成。據上例其一者則可與同行結為合作伙伴,達成共榮共贏之目的;而非大打價格戰(zhàn)拼個你死我活,兩敗俱傷。據其二者,則可熱衷公益,樹立良好企業(yè)形象,成為有責任的企業(yè)家,筑牢深厚的發(fā)展底蘊。據其三者,則可凝聚員工,不離不棄,同心同德,共謀發(fā)展大計,共創(chuàng)企業(yè)輝煌。
仁者無敵,如此而已。
二、“義”者至尊。
所謂“義”,儒家最初的解釋為“義者宜也”,是指正當的言行,也就是指符合“仁”的規(guī)范的社會實踐,其中突出了一個“正”字?!抖Y運》云:“何謂人義?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義、婦聽、長惠、幼順、君仁、臣忠,十者謂之人義。”這是古代對“義”所歸納的十項具體要求,即:父母慈愛兒女,兒女孝順父母,哥哥愛護弟弟,弟弟尊敬哥哥,作丈夫的盡到丈夫的責任,作妻子的履行妻子的義務,年長者寬厚對待年幼者,年幼者順從年長者,身為國君施行仁政,身為臣子竭盡忠誠。即每個人在特定的人際關系角色中,都要遵循一定的標準行事。
孟子說:“生亦我所欲也,義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兼得,舍生而取義者也。”漢代董仲舒進一步指出,“仁之法,在愛人,不在愛我。義之法,在正己,不在正人。” 這就是說,“仁”之“愛”側重于對他人的愛,“義”之“正”側重于對自己的正,和當今“嚴于律己、寬以待人”的說法相吻合。“義學”思想肯定會對社會道德和企業(yè)經營有著深厚的影響。
《三國演義》中,最能體現“義學”的代表人物,非漢壽亭侯關云長莫屬。關羽(公元162年—220年),字云長,河東郡解縣(今山西運城)人。關羽去世后,逐漸被神化,被民間尊為“關公”;歷代朝廷多有褒封,清代奉為“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圣大帝”,崇為“武圣”,與“文圣” 孔子齊名。清初文學批評大家毛宗崗稱關羽為《演義》“三絕”之“義絕”。
最能體現關羽忠義之舉的莫過于“千里走單騎”的故事。自從劉關張“桃園三結義”,關羽即視劉備、張飛為胞兄胞弟,對其忠肝義膽。公元200年,曹操大敗劉備,劉關張走散,關羽被擒。曹操遣張遼勸降,關羽不得已降曹,但提出三個條件:一是只降漢朝,不降曹操;二是用劉備的俸祿養(yǎng)他的二位嫂子;三是一旦知道劉備的下落,便要去尋找他。曹操為留下關羽,對其三日一小宴、五日宴,又送金銀,又是牽馬墜蹬,關羽卻從不致謝。當曹操將呂布的赤兔胭脂馬送給關羽時,關羽卻再三拜謝。曹操感到奇怪,問他為什么以前得到東西從不感激,而今卻再三拜謝。關羽答曰有此千里馬,便可早日找到他的大哥。曹操聽后,異常后悔。
后來,關羽知道劉備下落后,立即掛印封金,護送二位嫂嫂千里走單騎,過五關斬六將與劉備會和。自此,關羽義舉名揚天下。當然,關羽為報答曹操的禮遇之恩,不但幫其殺顏良誅文丑立下赫赫戰(zhàn)功,而且不惜冒著違反軍令狀頭的危險,在華容道義放曹孟德,足見其義薄云天。故有“侯而王,王而帝,帝而圣,圣而天”的盛譽。
現在,關公已經成為一種文化,一種精神。除了華夏大地之外,在日本、韓國、朝鮮、泰國、新加坡、東南亞以及海外華僑中,對關羽的膜拜之風也歷歷不衰。正因為關羽做人做事有始有終,恩怨分明,掛印封金,立場明辨,不但社會人士對其尊崇之至,而且企業(yè)家們也對其頂禮膜拜。他們在與人合伙做生意時,都會請一尊關羽像,不背叛合伙人之意,以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,善待消費者,善待合作伙伴,善待員工。加之后人神化,故而有武財神之意,所以史上武有財神趙公明關云長,文有財神范蠡比干。
三、“禮”者可敬。
“禮”,示人以曲也,己彎則人高,敬人即為禮。只有結滿谷物的谷穗才會彎下頭,禮之精要在于曲。
在儒家思想中,禮有三重含義:即禮法、禮義與禮儀。禮法指政治與社會制度,再具體一些,就是指宗法社會的等級制度和家族制度。如孔子所說“為國以禮”,荀子所說“禮者法之大分”。禮義指人的社會行為規(guī)范,屬于道德的體系。如孔子說“克己復禮為仁”,“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”。禮儀指人際交往中的儀節(jié),表示自己身份和對對方身份的尊重,也包括傳統(tǒng)風俗慣,稱為禮俗,如《中庸》說“禮儀三百,威儀三千”。在運用上,孔子強調“仁”、“禮”統(tǒng)一,他說:“人而不仁,如禮何?”就是說在禮節(jié)背后必須有仁德的實質。儒家強調“禮之用,和為貴”。禮義與禮儀可以通用,都屬于道德規(guī)范,是文明的重要標志,亦對現實社會和企業(yè)管理有著很深的影響。
《三國演義》中,最能體現“禮學”的代表人物,我首推魯肅,因為“敬人即為禮”,而魯肅的字即為“子敬”(當然,這只是巧合)。魯肅(公元172年-217年),字子敬,漢族,臨淮東城(今安徽定遠)人,東漢末年杰出家,著名政治家、外交家。他曾為孫權提出鼎足江東的規(guī)劃,因此得到孫權的賞識,于周瑜死后代替周瑜領兵,守陸口。魯肅去世,年僅46歲,孫權親自為魯肅發(fā)喪,諸葛亮亦為其發(fā)哀。
魯肅的禮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。一是禮遇劉備,合縱抗曹定乾坤。荊州牧劉表病死后,其子劉琮將荊州拱手獻給曹操,這種面對孫權和劉備極為不利。此時,魯肅主動請纓,以吊喪為名前往荊州拜會劉備,對劉備禮遇有加,縱論天下形勢。遂引諸葛孔明返回東吳,舌戰(zhàn)降曹派張昭等群儒,完成合縱抗曹之使命。赤壁大敗曹操后,形成魏、蜀、吳三足鼎立之格,魯肅可謂居功至偉。
二是禮遇孫權,威加四海顯能臣。赤壁大戰(zhàn)結束,魯肅先行歸來,孫權聚集眾將,起身向魯肅示敬,并說:“子敬,孤持鞍下馬相迎,足以顯卿未?”魯肅趨前幾步,搖頭說:“未也。”眾人聞之,無不愕然。魯肅就座后,才徐徐舉鞭說:“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??偫ň胖?,克成帝業(yè),更以安車軟輪征肅,始當顯耳”。孫權聽后,開懷大笑,此后愈加倚重魯肅,最終帝業(yè)。
三是禮遇關羽,單刀赴會息戰(zhàn)事。赤壁戰(zhàn)后,孫權把荊州借給劉備。劉備平定益州后,孫權請劉備歸還荊州,劉備借故不還。孫權派魯肅率領大軍屯守益陽,和關羽對抗。此時,蜀吳疆土犬牙交錯,多次發(fā)生摩擦,眼看戰(zhàn)爭一觸即發(fā)。魯肅顧全大,總是以友好的姿態(tài)禮遇關羽。并“單刀赴會”,曉以利害,最終雙方以湘水為界,平分荊州,孫、劉休兵罷戰(zhàn),避免了一場戰(zhàn)爭(真實的歷史上,“單刀赴會” 是魯肅,而非關羽)。
“禮”即遵守制度,就是遵紀守法,恭敬禮讓,守規(guī)矩。古代作為道德準則的禮則引申為遵守制度、遵守規(guī)則的美德。在現代企業(yè)管理中,我們要把儒家思想所提倡的“禮”轉化成公司的規(guī)章制度、行為規(guī)范、規(guī)矩規(guī)則,形成企業(yè)的行為文化。這樣,所有的員工遇到同類的事情就按照制度辦理、遵守制度、遵守規(guī)矩就是了。同時,最有禮貌的人是最受人尊敬的人,最能遵守紀律的員工也是最有可塑性的員工。人對制度的遵守遠遠不如西方人,是有違儒家思想的。
四、“智”者不惑。
孔子說:“知者不惑。”孟子說:“是非之心,智也。”說明“智”是聰明、智慧,是指人明斷是非和分辨善惡的能力,故是道德品質之一?!吨杏埂芳凑J為“智”是“三達德”(智、仁、勇)之一。孟子又說:“智之實,知斯二者(指仁與義)弗去是也。”這是說,只有知仁知義才是真正的“智”。董仲舒提出了“必仁且智”的命題,認為“仁而不智,則愛不別也。智而不仁,則知而不為也”。這表明,在儒家傳統(tǒng)里,“智”不僅是認識論上的智,更是道德理性上的智。對任何事物都要處理得很平實,智要通過禮來完成。它是理性的,但不是工具理性,而是道德理性和目的理性。
“智”,不但要“知人”(孔子答樊遲語);還要“知己”(《周易•系辭傳下》:“知己,其神乎”);更要“知事”(“格物致知”)。
《三國演義》中,最能體現“智”的代表人物,莫過于諸葛孔明。諸葛亮(公元181年—234年),字孔明、號臥龍,瑯琊陽都(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)人,三國時期蜀漢丞相、杰出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發(fā)明家、文學家。在世時被封為武鄉(xiāng)侯,死后追謚忠武侯,東晉政權特追封他為武興王。諸葛亮為匡扶蜀漢政權,嘔心瀝血,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。其代表作有《前出師表》、《后出師表》、《誡子書》等。曾發(fā)明木牛流馬,改造十矢連等軍事及日用器物。諸葛亮在后世受到極大尊崇,成為后世忠臣楷模,智慧化身。王維新教授評價孔明說:“兩漢以來無雙士、三代而后第一人。”
說起孔明的智慧,千言難盡,概括講就是躬耕南陽,勤學不輟;精通音律,能書會畫;隆中絕對,縱論天下;舌戰(zhàn)群儒,聯吳抗曹;草船借箭,三氣周瑜;火燒赤壁,巧借荊州;三副錦囊,賺娶尚香;托孤受命,輔佐后主;開誠布公,整頓巴蜀;刑政雖峻,而無怨者;修士勸農,國富民豐;五月渡瀘,深入不毛;平定南蠻,七擒孟獲;北伐曹魏,六出祁山;裝神扮鬼,伏殺張頜;自制連,一發(fā)十箭;木牛流馬,運送糧草;八卦陣圖,御敵喪膽;空城用計,嚇退仲達;雖死猶在,計殺魏延;羽扇綸巾,決勝千里;淡泊明志,寧靜致遠;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;忠肝義膽,絕唱萬年。
當然,人無完人,諸葛亮雖然智冠群芳,仍百密一疏,存在很多的弱點,如用人失察,痛失街亭,揮淚斬馬謖;慮多決少,志大失機,北伐終無果;舉輕若重,事,累死五丈原。最終未能完成恢復漢室之大業(yè),“出師未捷身先死,長使英雄淚滿襟”。
如果現在的企業(yè)家能招聘到一位象諸葛孔明似的高端人才,當是企業(yè)幸。這種人才不但恪盡職守,殫精竭慮,而且智慧過人,把握大,同時又忠心耿耿,不營私利。企業(yè)家對這種丞相式的人才盡管大膽起用,因為他們沒有野心,對“富二代”也會盡心輔佐,不遺余力,一如,李嘉誠創(chuàng)辦的長江實業(yè)集團的甘慶林。
五、“信”者大用。
“信”指誠實而有信用的品質。交友之道以誠信為本,做人做事也要信守承諾??鬃影?ldquo;信”,即與往中講求信用,誠實無欺,說話算數,提到了人生哲學的高度。孔子說:“謹而信”、“敬事而信”、“民無信不立”,“人而無信,不可知可也”?!豆茏?bull;樞言》中講到:“誠信者,天下之結也”??鬃影咽诺娜丝闯墒菬o知的人,辦不成大事的人;而把守信看成是能夠結交天下的君子。這都是強調做人要以誠信為本。
儒家又認為信要與義聯系起來,合稱信義,故說“信近于義”。另一方面,儒家又強調信必須服從仁義大節(jié),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未必就是君子,不必學匹夫匹婦之小信,所以孟子說“大人者,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義所在”。“信”同樣影響著管理文化,“上好信,則民莫不敢用情;不信,民勿從也。”
《三國演義》中,最能體現“信”的代表人物,大多推舉太史慈。太史慈(公元166年-206年),字子義,東萊黃縣(今山東龍口東黃城集)人。東漢末年武將,官至建昌都尉。弓馬熟練,箭法精良。原為劉繇下,后被孫策收降,至死不棄孫策,被后人以信稱頌。陳壽評曰:“太史慈信義篤烈,有古人之風。”
有兩件事最能體現太史慈知恩必報、信諾如山。一是北海報恩救孔融。太史慈少而好學,仕郡奏曹史,以信義著稱。時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,數遣人訊問其母,并致餉遺。后孔融被黃巾軍管亥所圍,太史慈母親對他說:“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,至汝行后,贍恤殷勤,過於故舊,今為賊所圍,汝宜赴之。” 太史慈便請來劉備解圍。劉備感嘆太史慈的義舉,對孔融說:“慈與北海親非骨肉,比非鄉(xiāng),特以名志相好,有分災共患之義。使慈冒白刃,突重圍,從萬死之中自讬於君,惟君所以存之。”
二是恪遵信義報孫策。后來太史慈跟隨劉繇不被重用,與東吳孫策打仗時不敵孫策,頑抗之下,最后仍被孫策俘虜。孫策相當重視太史慈,成功收攬他。劉繇破亡后,尚有余眾萬多軍卒未降,太史慈便受命前往安撫。眾人都認為太史慈從此離去,不再回來。然而孫策卻堅信太史慈必不背信棄諾,二人更約定不過六十日后回,太史慈亦果然在期限內回來,此事可見太史慈信守必行。
誠信是道德的基本規(guī)范,無論是社會團體,還是企業(yè)實體,抑或社會個人,無信都不能立足于社會。現在很多企業(yè)核心員工跳槽嚴重,一方面有企業(yè)自身的原因,更重要的是誠信的嚴重缺失。我更傾向于日本企業(yè)的管理模式,在日本企業(yè)里,非常注重企業(yè)文化,營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氛圍,員工基本上始終如一,在一個企業(yè)里工作到退休。信者大用,值得我們好好研究。
總之,儒家思想之“五常”賦予整個社會嚴謹的“人倫”理念,強調人際關系秩序化,推行道德、社會規(guī)范以及各種禮節(jié),主張建立一個用禮治調節(jié)法治的德治社會。儒家思想還要求人們“格物,致知,正心,誠意,修身,齊家,治國,平天下”,以實現那種“天人合一”的社會狀態(tài),和諧而安寧。由于企業(yè)員工已是成人,他們在進入企業(yè)之前已經基本建立了自己的念。我國的儒家思想代代相傳,在人們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。所以現代企業(yè)的管理思想大多都可以從儒家文化中尋找到歸宿,這無疑為企業(yè)推行各項管理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(本文來自:山東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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